有人說：總有一天會輪到「法輪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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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索：初心──寫在慈濟撤案之際
201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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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flickr@Luke Ma, CC BY 2.0
我知道證嚴師父這個人是於1980年，那年秋冬我住在花蓮，冬末年關前，有一逃犯從花蓮監所逃出，因為太饑餓逃到我居住處，意外引發一群人關切，其中幾位自道是證嚴法師的弟子，平日賙濟窮苦人，我因而聽聞這位師父。這幾位應該是證嚴很早期的跟隨者，他們言行慈悲素樸，描述其所追隨的證嚴師父有高度真誠景仰。
之後，就是眾所熟知證嚴領導的慈濟成為台灣結合宗教與慈善的龐大體系。我因記者職務與常往花蓮，對慈濟所為有一些認識。先說我的第一手接觸。
佛家講眾生平等，慈濟系統卻有清楚位階，甚麼層級的捐款戶穿何種服裝，有何種稱謂，一點不容含糊。在慈濟最內圈、核心者圍攏證嚴，他們掌握龐大資源的決策權，慈濟事業體成之於他們，也幾乎可能毀之於他們。
這群人介入慈濟醫院、大學及各分支事業體經營，有良善者也有霸道專擅者，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作風。舉例說，慈濟經營醫院，這是專業領域，但內部實質掌握領導權多是證嚴親信而非醫療專業者，從購藥、購買醫療儀器以及運作，慈濟醫院的專業醫師苦不堪言，頗感挫折，劣幣逐良幣，也就人才也就一再流失。
當年王浩威醫師在慈濟精神科服務，他曾對我說，慈濟要求醫生每月薪資要回饋奉獻，雖非明訂於聘僱契約，卻是行之已久的潛規則。慈濟其他事業體也有類似要求，捐不捐隱含對宗教組織的交心認同，有無成為考核升等標準，這均是非專業機構作法。
我曾報導一位原住民女性因為具有重大可能為慈濟醫院輸血失誤而感染愛滋病，慈濟不僅不面對醫療疏失，還宣稱這位年邁女性是因從伴侶感染愛滋病。實情是該女性的伴侶在其檢驗出愛滋病前兩年已過世，並且死因與愛滋病無關。報導出來後，慈濟運作而報社因忌憚其勢力而壓下後續報導。那時我怯懦也就沒有持續追下去。
外界皆知證嚴法師是慈濟事業體的穩固力量，證嚴若不在了，慈濟是否將崩解潰散常被提起，原因恐怕該事業體向以人治著稱。
多年前，慈濟內部曾找我寫書宣揚印尼分部金光集團領導人的善舉與該分部的作為。要求我清晨五點抵達北投的大愛電視台，強調「上人難得來台北，時間寶貴必須配合。」因為那是證嚴法師主持的晨會時間。我三點起床，四點搭計程車出門，從台北的對角線到慈濟參加開會。
那真是一場毫無效率可言的雜亂會議。在場有王端正、葉樹姍、阮義忠與多位慈濟決策圈高層，眾人圍繞證嚴，坐在小圓凳上聽其泛泛開示，然後你一句我一句盍各言爾志，話題毫無交集，約莫一小時半沒任何主題、結論就結束了，因證嚴還有下個行程。當然也沒討論出書一事。這僅是我瞥見的場面，無法概全，但十分訝異這種運作方式，可說比三人公司的會議不如。
慈濟慈善事業確實有功德，例如美國911事件，慈濟紐約分部在現場發放急難救助金，迅速即時幫助災民。慈濟救災體系於台灣九二一地震埔里現場，地震當夜迅即運作，蒐集鎮上住戶所有食材，全天候煮粥供應鎮民，並投入救災，其因救災經驗豐富且形象佳，多能在全球足蹤所及處發揮功能，例如印尼南亞海嘯救災等。
慈濟組織可視為社會企業體，功在全球是須給予肯定的。然而慈濟發展出如此龐大的體系，其強大的募款能力排擠眾多社福公益團體資源，詬病之處在缺乏相對性的監督。慈濟人創造的資源回收事業相對性剝奪弱勢族群回收來源，但也不見慈濟決策圈思考這項作為缺失處。
慈濟因其之大也驕慢已久而不自知。慈濟體系是全球性組織，根脈深廣，擁有政治影響力，台灣朝野政黨領導人每到大選前後都須拜碼頭，雖無所謂前金後謝的期約賄選之舉，但慈濟在全台各處透過法令變更移轉低價甚至免費所取得土地資源幾乎無往不利，外界所列慈濟在全台以申請變更國有土地用途取得十一筆，這均為遼闊面積之地。慈濟長年如此，視之當然，這大概也是證嚴本人透過葉樹姍轉述對社會批評感到「困惑與不解」。
慈濟在花蓮是霸權，其擁有之土地之廣，來源如何，當初購價如何，很可以追查，但從未被討論過。過去也曾發生慈濟基金會以善款圖利證嚴親信在基隆高價購地糾紛。慈濟此回在台北踢到鐵板，事實上與慈濟的社會評價有關而引發眾怒，議題擴大燃燒後，慈濟終於收手撤回內湖保護區變更申請案。
慈濟從起步即走上為證嚴造神，例如最早證嚴在鳳林一診所外目擊一貧困原住民婦女沒錢就診，在診所留下一灘血而發心濟貧的故事，經診所醫師子女控告證嚴誹謗，為父親掙回名譽獲勝訴。然而此訛傳之事卻成為慈濟的經典傳奇。慈濟人長年將證嚴視為活菩薩供養膜拜，會有法藍瓷做出宇宙大覺者的偶像以供慈濟人日後精神依憑，從信徒角度思考皆可理解。而因為集體造神，信眾組織失去質疑挑戰威權的改革力量，愛之適則以戕害組織本身。
慈濟在台灣早被比擬為吸金企業，也從來不是社會進步改革力量。若嚴格檢視，慈濟已猶如恐龍，與社會脫節而不自知，而這絕對與最高領導人有關。證嚴本人對宗教結合慈善的事業體的思考，與她日常所得判斷依據資訊，其所信任圈子所形成的決策過程，以及對事業體發展方向，該當如何與社會脈動呼應，如何革新是關鍵所在，這也是慈濟在證嚴百年後，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大問題。
慈濟此回重傷，如果僅停留在對外公關失敗或不解外界負面評價或強化自保，其未來發展之途將更令人憂心。遺憾的是，從慈濟高層記者會的回應與四點聲明，並未看出該組織的深切自省。
從慈濟發展史來看，慈濟領導高層應知其為台灣政治開放、經濟起飛的獲益者。慈濟捐款信眾有鉅富也有基層貧困者，是龐大信徒發心善念等共同造就此慈善偉業。慈濟人該做的是回到當年小團體的善願初心，更謙卑地與社會對話，守法乃公民、法人本份。關於外界歷歷列舉的善款運用、不當海外投資、購置海內土地等，對於取之於社會大眾的公共財，慈濟有義務與責任公布明細供社會查核。慈濟若規避責任，失去社會信任支持，風暴將無法止息，該組織在嚴厲檢視下，恐怕禍事更鉅。
慈濟案例曝現台灣社會資源分配、土地正義與國土規劃等諸多議題，其一例如，事件如火如荼爭論時，優人神鼓撤銷土地變更保護案被拿來做對照組，而台灣多少握有政經勢力的宗教、社會、財團組織長年藉由圈地擴張財勢，例如中台禪寺的唯覺禪師因宋楚瑜、陳履安等政商界名流加持而巧取豪奪國有土地之實。相對市井小民如大埔事件、士林王家都更案之困境等，多少蠶食鯨吞藉宗教、行善之名早已引發社會厭惡反感，此事可謂總清算。
其二可看出台灣許多大型社福團體同樣囊括豐沛善款及公部門經費，卻乏於監督，大型機構成為雇養眾多工作人員，人事開銷與機構經常支出占主要募款，而到底實質做了多少事，善款有無落實於所需服務對象、項目計畫，是否合乎相對比例原則，同樣因為沒有坦承明確對外公布與乏於監督查核。一切種種皆關乎社會正義，也都須要攤在檯面徹底總檢討了。
